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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时期发生在遵义的拥军故事

  1935年1月至3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在黔北境内转战历时3月,沿途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且处处为“干人”着想,关心群众疾苦,打击土豪劣绅,为工农劳苦大众除恶雪恨。红军的革命活动,使遵义老百姓确信红军是为工农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人民子弟兵,红军所到之处得到了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本文所叙述的,是当时发生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幕后”拥护支持红军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工人“幕后”拥军

  1934年12月31日,中央红军向乌江南岸挺进。驻守乌江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等渡口的,是国民党第25军副军长侯之担的教导师。侯之担的部队装备全靠自己的赤水兵工厂生产。早在中央红军刚进入贵州时,侯之担便命令兵工厂抓紧生产枪支和子弹,以供应部队堵截红军。赤水兵工厂里部分有觉悟的工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便相互串联生产了一批打不响的步枪。工人们暗中叫这种枪是“捉活的”,意思是指侯之担的士兵使用这种枪,必定被红军“捉活的”。工人们在装子弹调配药料时,有意做假,使一些子弹打不响。有的工人还造了一种打不响却会炸烂枪的子弹,板机一扣枪就炸了。虽然后来被侯之担发现了,叫工人们返工,但仍有不少这样的坏枪臭弹混进了他的部队里。乌江被突破后,无险可守的侯之担,带着部队逃回了老巢赤水。红军趁势奇袭遵义城,得到了长征以来时间长的休整。

  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赤水兵工厂工人还进一步发动武装暴动,配合红军的革命行动。1935年3月10日在遵义出版的《红星》报,以《赤水工人暴动烧毁侯之担住宅》为题,对此次事件作了报道:

  “赤水通讯:赤水侯之担所建兵工厂有工人400,1月16日夜间工人暴动,高呼革命口号。城内贫苦工农同时暴动,与守城之一营兵相抗战,并将侯之担住宅焚毁。”

这次暴动,使惊慌失措的侯之担把部队交给手下,自己只身逃往重庆。同时,在红军二渡赤水后,赤水兵工厂工人还发动了石顶山起义,连续攻打赤水县大同区公所、四川省合江县五通区公所。起义持续了一个月,虽然终失败,但牵制了黔、川两地5000余兵力,有力地策应了红军完成四渡赤水战略实施。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后,立即开展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革命群众组织和工农武装,黔北一次出现了工人阶级执政的政权机构。红2师地方工作部在桐梓县城成立桐梓县革命政权,委任皮鞋工人刘树柏为县长。在桐梓县松坎区,红军指定船工韩子章为区长。在乡镇一级的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大都是由工人担任。如遵义县中心场革命委员会的正副主席都是锡业工人;沙坝革命委员会主席是泥水工人;桐梓县南郊革命委员会主席为打铁工人杜少云。中央组织部长兼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还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号召各行业的工人“组织起来,参加斗争”。特别是提出要改善工人生活、实行8小时工作制等,受到与会工人的热烈拥护。

  1935年1月11日,在红军代表的指导下,各行业工人代表大会在鲁班庙(今遵义四中内)正式召开。由工人代表吴相臣带领泥水工,石工代表冉海臣带领石工,缝纫工代表冯树清带领缝纫工,木工代表邓云山带领木工、漆工等约400人出席,红军代表宣布成立遵义县赤色工会。赤色工会成立后,立即开展了各种活动,成立了约800名青壮年工人组成的工人游击队,配合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大地主、大军阀的财产分给穷苦人民,使遵义一时间成了穷人的天下,跟共产党走、支持红军干革命的思想和感情从此在工农大众的脑海里扎根。

  在红军离开遵义后,被“柏公馆”(即遵义会议会址)主人请去铲除墙壁上红军标语的泥水工人,怀着拥护红军的深厚感情,机智巧妙地用石灰水将所有的标语覆盖保护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在复原维修遵义会议会址时,这位泥水工人专门赶到现场指认。经过认真清理,绝大多数当年的红军标语仍清晰可见。这些凝结着遵义工人阶级“幕后”拥军情结的珍贵红军标语,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遵义会议会址内,成为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教材。

  农民“幕后”拥军

  家住遵义县青坑乡的贫苦农民秦国彬,打心眼里感觉到红军是真正为穷苦人谋利益的革命队伍。为此,他暗中当起红军的义务宣传员。1935年3月,红军还未到达青坑之前,他便提前自发做起了一系列“幕后”拥军工作:为了宣传红军在遵义会议后开展运动战所取得的胜利,更好地瓦解敌人,他在一家闻讯逃跑了的地主堂屋内的木板壁上画了几幅大漫画,并在漫画旁边配上了“活捉周挥(浑)元郭勋祺”、“白军弟兄,你挨长官几次打?”等标语。为了进一步扩大红军的影响,他还别出心裁,效仿古书中用竹筒装信漂流送达的做法,做了不少白木牌子,根据自己所了解的红军的动态,在牌子写上“红军已到茶山关”、“红军已到青坑”、“红军遵义打胜仗!”等鼓舞人心的字样。并不辞劳苦地把牌子背到乌江上游放漂,向居住在下游的群众传递红军到达遵义、救贫苦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喜讯。

  在遵义县平正仡佬族乡广为流传着一个让人不胜动容的故事:一位不是共产党员的农民,在1935年10月去世时,在遗嘱中刻意留下了“甲子中共”4字。而这位农民的坟一直未曾立碑。直到1984年“甲子”年,他的女婿们才为其建墓立碑,并谨遵其遗嘱将“中共”二字刻到碑上,碑上刻的墓名为“中共仙逝岳考山公登铭老大人之墓”。

据全国知名的遵义会议史实研究专家费侃如研究员考证:这位名叫山登铭的农民,是平正仡佬族乡的头人,在仡佬族中很有威信,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曾与贵州省立三中(即今遵义市十一中)校长、中共领导人王若飞舅父黄齐生等进步人士交往密切。在红军一占遵义时,他在现场亲历了省立三中的万人大会,初步见识了红军,从而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好感。

  1935年3月的,山登铭在泮水给族人择屋基时,区公所的壮丁们在闲谈时说打鼓新场驻扎了不少国民党正规军。得知这一信息,他谢绝了主人家的殷勤挽留,立即赶回家中,叫族人罗顺成以赶泮水为由,再去仔细打听和核实驻扎在打鼓新场国民党军队的详细情况。罗顺成连夜赶到达泮水,向新场、苦茶园来赶场的亲戚、朋友们打听,了解到打鼓新场军队的实情,然后返回苦茶园本家住宿,途中看见国民党军驻扎在打鼓新场的情况:“岗哨林立,兵多无数,装备精良。”第二天,罗顺成返回平家寨向山登铭作了汇报:“要打大仗了,新场驻扎起正规中央军了……”

  当日傍晚,山登铭抄小道赶去苟坝,寻访住在马鬃岭山脚卢家房屋的红军“毛大汉”。入夜,山登铭见到了“毛大汉”,向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提供了当地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明人,并将所了解到的打鼓新场驻军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山登铭寻访的“毛大汉”就是毛泽东。正是因为了解了山登铭等提供的重要情报,使毛泽东在苟坝会议上坚决反对红军进攻打鼓新场,避免了损失。事后,“毛大汉”、周恩来等在马坎兰石头召集二三十位仡佬族人,开了一次感谢会。“毛大汉”说,他和山登铭是老熟人老朋友,希望和所有仡佬族人交朋友。会后,“毛大汉”、周恩来等还请山登铭等吃了一顿饭。周恩来真诚地感谢道:要不是山登铭和平家寨的仡佬族同胞,红军肯定要吃大亏。

  正是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指战员与山登铭等仡佬族农民真心“交朋友”、密切联系群众,使山登铭在红军离开遵义后,一直心存对共产党的向往、对红军的思念以及对革命必将胜利、干人定能翻身的信念。虽然他在1935年10月就不幸去世,但在他留下的遗嘱中,却饱含对共产党的无限崇敬和无比深情,要求后人一定要在墓名中刻上“中共”二字。体现了山登铭在与红军分别后,人离心不离,人离情更浓,彰显了他倾向革命、拥护共产党的“赤”胆红心!而且,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一位仡佬族农民虔诚的“中共”情结。

  知识分子“幕后”拥军

  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红军总政治部根据当时的形势变化和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专门向各级政治机关下发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专门提出对知识分子要“采取许多灵活的策略”,要“吸引城市知识分子来参加发动群众的工作,组织红军之友社,或反帝的组织,加强对于他们思想上的领导,争取觉悟的革命的分子”。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红军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使一名国民党贵州省政府前秘书长、在国民党阵营里狂放不羁的知识分子,在红军离开遵义后,反而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共地下党,走进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行列;使仁怀一位青年知识分子,虽然在“幕后”拥护支持红军时“做好事未遂”,但却在红军离开后,毅然决然地加入地下党组织,投身于革命活动。

  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兼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委员的徐特立负责党的文化教育工作。他注意团结遵义学者朱穆伯和赵乃康等进步知识分子,耐心向他们解释党的文化教育政策,动员他们出面抢救被黔军溃兵随意践踏的遵义图书馆的文物书籍。徐特立还向红军总政治部建议大量书写张贴“保卫书籍”的红军标语,严禁损坏书籍和文物。红军把保护书籍的行动提升到“保卫”这样的军事层面的政策高度来执行实施,使得被誉为“天下一府志”的《遵义府志》等一大批图书在战乱中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

  朱穆伯毕业于北京大学,知识渊博,个性倔强,在贵州很有名望,曾被国民党贵州省主席周西成礼聘为省政府秘书长。在一次白天开会时,他提着一盏亮的马灯去参加。周西成不解地问:“先生的马灯还亮着?”朱穆伯回答:“这样黑暗的天,我为什么不亮着?”众人一片哗笑,使周西成尴尬不已。由于他经常这样讽刺时政,不久,周西成借口遵义教界需要,把他“礼送”回遵义。个性“怪异”的朱穆伯,却对红军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工作的做法大加赞赏。在红军离开遵义后,朱穆伯仍心系红军,向往中国共产党。1936年11月间,国民党逮捕了遵义几个地下党员和一些进步教师、学生。朱穆伯不顾一切,勇敢地奔走于社会各界,在集会上他慷慨陈词,要求释放所有被捕青年。1938年,遵义地下党联合群众开办“快读书店”,从延安、重庆和桂林购进《资本论》、《新华日报》、《解放》、《群众》等书刊。朱穆伯都一一读过,尤其是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小册子,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恳切地向其学生、遵义地下党负责人杨天源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中共贵州省工委批准,成为了一名特殊党员。

  1935年3月,红军二进遵义转兵仁怀。当时家住县城南门的小学教员、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周礼明,由于受在外求学并从事革命活动的仁怀人周林、韩念龙的影响,向往革命。消息传来,他便将其父买来保家的一支赤水兵工厂造的步枪用皮纸包好,还写上“赤色者用”4个显赫的大字,放在屋内,留待红军到仁怀县城后住进他家时取用。殊不知红军虽然进入仁怀县城,但为了不惊扰百姓,都不进民宅,只露宿街沿屋下,致使他的一番拥军之情未能如愿。

  虽然周礼明“做好事未遂”,“赤色者用”步枪无人取用,可他却从中看到了一支秋毫无犯、真心为民的队伍,因而更加坚定了他由“幕后”支持革命到直接参加革命的信念和行动。1939年5月,他参与建立起中共仁怀县地下组织,并以国民党遵义县政府助理秘书的隐蔽身份坚持地下的革命斗争。1949年11月,解放军3兵团10军28师入川经过仁怀,周礼明召集刘光荣等仁怀地下党员,组织群众热烈欢迎革命队伍再次进入仁怀县城。

  国民党地方官员“幕后”“通共”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滇边的镇雄、古蔺、叙永等地区。由于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川南人民对共产党和红军产生了恐惧心理,纷纷外出躲避。有的群众到山上饿得支撑不住了,悄悄回到家附近找吃的,却见红军宁肯冒着严寒露宿街头,也不乱打开群众住房,方恍然大悟,知道受骗,于是奔走相告,到山中将饥肠辘辘的亲人接出。有的群众在红军走后才回家,见家中锅里留着银元、镍币及条子,作为吃去粮食烧去柴草的补偿。据四川省古蔺县太平镇走马坝的群众回忆,红军在老百姓的菜地取食萝卜时,每挖一个萝卜,就在土中埋入一枚铜元。在云南扎西大湾仓上赵怀高家喝了一锅开水,硬付了半元镍币。红军所到之处,尽量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把棉衣、衬衣、粮食、油盐等送给农民。1935年2月,红5军团在扎西营上,一个战士看到农民张顺清的母亲衣不蔽体,便把自己穿的衬衣脱下来送给她,使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以后常说:“从来的军队都是整人的,只有红军不但不拿老百姓的东西,反而把自己的东西拿给我们,红军真是好军队。”

  这些情况,当时即被蒋介石知晓。他因此专门给刘湘、潘文华发去电文,要求国民党军学习红军对群众毫无骚扰的做法,严饬所属爱护民众,电文为:

  重庆刘总司令、刘主席、宜宾潘总指挥:庭密。据报,前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借此煽惑民众,等情。希严饬所属军队、团队,切实遵照上月养巳行参战电令,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为要。

                                                          蒋中正

                                                         鱼午行参战印

  红军这些让蒋介石都“赞扬”的所作所为,使部分国民党地方官员也深受影响。他们虽然当时未能及时弃暗投明,但仍然尽其所能,在“幕后”帮助红军。

  1935年时任赤水县第七区(今习水县淋滩乡)区长刘纯武和遵义县平安乡(今平正仡佬族乡)乡长牟直卿,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刘纯武在红军离开后,冒着杀头危险,悄悄集中救护了百多名红军伤病员,使贵州赤水河边的一个小乡场淋滩,竟然成为整个长征路上救护红军伤病员极多的地方。红军伤病员被刘纯武医好后,愿意返家的,刘纯武便资助他们返回原籍,共有六七十人。对留下来的红军,刘纯武或编入保商队安置就业,或帮助介绍与淋滩当地女子结婚安家。同时,刘纯武暗中支持开展革命活动,保存了长征中罕见一处红军伤病员地下党组织——保商队里的红军地下支部,使这个地下党组织在古蔺地下党中心县委领导下,坚持斗争一直到全国解放。1937年,刘纯武还为红军流落伤病员刘湘辉代邮了写给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信件,并收转了周恩来代替彭德怀写给刘湘辉的回信,使刘湘辉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后重返延安参加革命。

  牟直卿曾就读于遵义老三中,注重个人修养,为人正直,善于公道处理与仡佬乡民的关系,深受当地群众信任。关于牟直卿救助流落红军伤病员的事迹,在当年红军伤病员的主要藏身之地的黑脚岩(今已被称为“红军洞”),有一块当地人所立的“黑脚岩牟直卿救红军遗址碑”,其中作了如下记载:

  自古聪明为圣,正直为神,贤者博爱,能者多为。每当人间有难,岁月艰辛,总有人秉天地正气,济困扶危。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蒋介石攘外必先戡乱。而中央红军则辗转遵义,四渡赤水,几经平家寨北上抗日。地方势力到处搜杀红军伤病员及其积极分子。在这悲天悯人之际,民族存亡紧急关头,平安乡乡长牟直卿毅然于黑脚岩洞内营救即将被杀害的红军官兵刘炳云、张家才、许瀛洲、唐治辉、谭光荣等23人,并以银圆资助刘炳云等7人归队。牟君扶正压邪,兴教办学,奉行孙中山倡导的民族平等,未刻薄少数民族,民间传为佳话。

  对此,牟直卿生前对其儿女说过:“我救红军,得到少数民族的支持。我宣布不杀红军,他们拥护,所以四面八方的流落红军都到我这里来。我把黑脚岩洞中的红军带到家里,有的安排在可靠人家,有的就在我家做点劳动。他们见我对他们好,也很放心。……人命债账是还不起的呀。总之做点好事是不会遭报应的!”

牟直卿救红军的行为,在当时是有大罪的。1940年,国民党遵义坟井坝保长敖克成将牟直卿告到县衙,罪名就是“牟直卿通共”。其时,平安乡所属的泮水区区长是傅道生。牟直卿便到傅道生那里送了一头羊和120元大洋,才没有被追究责任。1941年,牟直卿还为此辞去平安乡乡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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