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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的湘江之战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央红军在广西桂北湘江地区与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战役,史称湘江战役。这场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壮烈、关键的一仗。经过一番苦战,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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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战机,抢渡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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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0月21日至25日,中央红军各部从江西信丰南北先后渡过桃江,突破由粤军防守的一道封锁线。因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此前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的代表在江西寻邬(今寻乌)进行会谈,达成必要时相互借道等协议,中央红军在突破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部基本上没有堵截。11月5日至8日,红军分三路纵队,由湖南汝城和广东仁化县的城口之间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13日至15日,中央红军从湖南郴县、良田、宜章和广东乐昌之间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


  此时,国民党军为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以东地区,先后调集国民党中央军8个师,湘军7个师,粤军6个师,桂军5个师共26个整师30余万兵力,由何键的“追剿军”与粤军、桂军相配合,凭借湘江天险,设置第四道封锁线,组织五路部队,从四面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湘江战役的主要作战地是兴安、全州、灌阳3个县,均属广西桂林地区,是湘江的上游。因为湘江的名称,许多人误以为湘江战役发生在湖南。


  敌军不仅在广西灌阳、兴安以北至全州地域集结了桂军5个师准备进行堵截,还有湘军刘建绪率领的一路“追剿军”4个师、薛岳率领的第二路“追剿军”4个师又1个支队,日夜兼程分别由黄沙河、东安及零陵地区急赴全州地区沿湘江布防;周浑元率领的第三路“追剿军”4个师占领道县,尾追红军;李云杰率领的第四路“追剿军”2个师和第三路相配合,由桂阳向宁远方向尾追;第五路“追剿军”李韫珩部1个师协同粤军、桂军,由郴县向江华、永明(今江永)开进。


  形势对中央红军极为不利。为了调动敌人,寻机渡江,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西进永明。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桂军)副总司令白崇禧害怕中央红军夺取桂林,令其主力由全州、兴安一线南下龙虎关、恭城一带堵截。这样造成了从兴安到全州60公里的湘江无人防守。中央军委侦知后,立即于11月25日决定抓住这一线敌军兵力比较空虚的有利战机,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


  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的作战命令。当天17时,朱德给各军团领导人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周昆、黄苏、罗炳辉、蔡树藩、李维汉、邓发发出关于向全州、兴安西北地域进军的命令。


  于是,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向湘江前进。一纵队由红一军团主力组成(为右翼),第二纵队由红一、红五军团各一部和军委一纵队组成,第三纵队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第二纵队、红五军团一部组成(为左翼),第四纵队由红八军、红九军团组成(两个新建军团,夹在左右掩护两翼)。红五军团担任后卫,保护着居中的中央两个纵队。


  各部队尤其是红一、红三军团昼夜兼程向湘江急进。


  11月27日,中央红军主力进至广西全州、灌阳。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兴安界首到全州觉山铺(也称脚山铺)的渡河点并架设浮桥。红三军团第四师也于28 日渡过湘江进至界首。此时的局势对中央红军较为有利。但因为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赶到渡河点,敌一路“追剿军”4个师向红二师发起进攻。


  11月29日,敌其他几路“追剿军”也向道县、文市等地的中央红军后卫部队进攻。此时,桂军主力也分两路北进,向湘江东岸和西岸的中央红军发起进攻,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湘江两岸。


  中央红军广大将士为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渡过湘江,坚守渡河点,扼制敌军进攻,在湘江两岸同敌军展开了异常激烈的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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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勇不屈,血战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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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击战的主要阵地为全州县的觉山铺、兴安的光华铺、广西灌阳县的新圩。主要阻击部队为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六师,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一军团等。


  1. 湘江阻击战主要阵地之一:觉山铺


  这里离中央纵队渡河的界首渡口25公里,是中央红军能否渡过湘江的生命线,也是敌我双方投入兵力多、中央红军牺牲大的一战。


  敌军投入湘军4个师约六七万人。而红一军团一、第二师人数不足1万。双方在此鏖战了三天两晚。


  11月29日,湘军两个师在数十门大炮和9架飞机的掩护下发起强攻。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2师在尖峰岭一次次地打退数倍于己的敌人,并抓住时机反冲锋,从敌人尸体上收捡武器弹药。


  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尖峰岭失守。第二师退守黄帝岭。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飚率部在阵地上坚强阻击,打得敌人尸横遍野。当敌人向第四团指挥所发起冲击时,身患疟疾的耿飚操马刀率领 10 多个战士冲入敌群。第四团营长罗有保的双耳被震聋,仍随耿飚冲锋陷阵。


  第四团政委杨成武率部越过公路时被击中右膝。一群敌人向他围过来,正遇上从东边撤下来的第五团第五连战士,阻住了敌人。3名战士上公路抢救政委,一个中弹倒下,第二个未上公路就负了伤。杨成武挣扎着向自己的战士们爬去,在战友的救助下终于脱离险境。


  11月30日清晨,一师两个团从湖南潇水长途奔跑赶到觉山铺投入战斗。


  12月1日上午,红一军团第十五师等8个师还在江东。战斗已到后时刻。坚守觉山铺一线的红一军团将士死守全州凤凰嘴、麻市渡口,为了确保江东部队赢得抢渡时间,在10多公里长的战场上逐个山头与敌争夺。


  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觉山铺伤亡约2000人。第二师第五团政委易荡平重伤后牺牲,一师第四团政委杨成武负伤。


  2. 阻击战主要阵地之二:光华铺


  光华铺阻击战主要由红三军团第四师负责,任务是阻击由兴安北进之敌。红三军团第四师(前卫)第十团过江后,团长沈述清率先头第三营到光华铺南面勘察地形,两个连在正面向兴安县城方向筑工事,不久敌军迂回第三营身后直插渠口渡与第十团主力打响。营长张震急忙带着队伍往回打,与桂军展开夜战直至11月30日拂晓。


  光华铺阻击战主要是阻止桂军北上,以保证相距仅仅5公里的界首镇三官堂渡口安全。朱德、彭德怀等人在湘江边的三官堂设立指挥所。


  11月30日,中央纵队由三官堂渡口过江。中央军委第二纵队是黄昏时由此过江。此时敌军已经占领光华铺,为保证中央纵队江安全过江,仅第十团就挡住了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


  在此阻击战中,红军团长沈述清牺牲,年仅26岁;几小时后,继任团长杜中美也被子弹击中牺牲,时年35岁;第三营第九连连长谢兴福牺牲。全团伤亡400 人。


  11月30日中午,当桂军两个团反复攻击第十团阵地,界首渡口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红三军团第四师两个团接应第十团,第五师第十三团则迅猛打击东岸立足未稳之敌。


  第二天天亮时,第五师主力(两个团)从新圩赶来,与第四师一起打退了桂军主力数十次的连续进攻,以超人的毅力坚守到12月1日中午才奉命撤离。


  3. 阻击战主要阵地之三:灌阳县新圩至枫树脚一线


  灌阳新圩距湘江渡口七八十里。担任此地阻击任务的先后有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六师第十八团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他们主要负责阻击由灌阳北进的桂军主力两个师。


  11月28日至30日下午,红三军团前卫李天佑率第五师进行阻击。指战员们浴血奋战,师参谋长胡震与几名战士被50多个敌人包围,后与敌同归于尽。


  第五师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腿部中弹,仍然指挥战斗直到牺牲。指导员率队冲入敌群拼刺刀,将团长遗体抢回。第十五团团长白志文和政委罗元发负伤。3名营长中两名牺牲。第五师两个团的营连干部非伤即亡。


  11月30日下午,第五师撤出新圩阵地。李天佑曾回忆说:下午4点多接到军团电报,命令我们迅速过江。我把来电仔细地看了两遍,轻轻地吐了一口气紧紧握住钟政委(即钟赤兵)的手:中央纵队总算安全地渡江,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在湘江之战中,第五师全师3000多人(据1934年8月统计为5058人),损失达2000多人。接防的第六师(由兴国模范师等地方武装编成,据1934年9月统计全师为5243人)第十八团(1934年8月全团统计为1445人)在楠木村背靠的楠木山山谷里,阻击了3个师的敌人,后弹尽粮绝几乎全部阵亡,团长姓名至今未查清。在此参加阻击战的还有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全师4264人)。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英勇不屈,身负重伤后断肠自尽,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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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失惨重,胜利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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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军委一、第二纵队于11月30日(晚12时)渡过湘江后,12月1日凌晨1时半,中革军委(朱德)急电命令红一、红三军团的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要求以自己的主力消灭由兴安、全州向界首进攻之敌,无论如何要保证西进道路在我军手中,以保证我军之后续部队于2日晨在掩护之下通过湘水。


  凌晨3时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急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指出:“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


  从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经过五昼夜的苦战突破敌人重围,终于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12月1日17时,朱德致电各部队,“我野战军于二号早应进到西延地域,整理部队并准备新的战斗”。“各部队应于二号晨移动完毕,并应于二号内整理完毕”。“军委在界首之交通站今晚撤销”。


  由于机关及非战斗人员过于庞大,行动迟缓,中央红军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从长征开始,特别是经过湘江战役,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已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余人。有研究者指出,中央红军一次突围减员3700余人,第二次突围减员9700余人,第三次突围减员8600余人,共减员2.2万余人。所以,中央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兵力,不再是出发时的8万多人,而是只有6万多人。从6万减少到3万多人,也说明湘江之战损兵过半的惨烈。


  因为部队大量减员,12月1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后方机关和直属队进行缩编的命令。同月,长征出发前统计共10922人的红八军团撤销,人员分别补入红三、红五军团。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壮烈的一场大战,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大战。广大红军指战员不畏强敌,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创造了英勇对敌的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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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江胜利的原因及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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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和逃跑主义错误。撤出中央根据地时带着许多笨重的机器,彭德怀曾批评这种“抬轿子”的行军阵势,说这不是抬着“棺材”走路吗?哪像个打仗的样子!为此,湘江战役中一再贻误战机,造成部队本来可以避免或减少的严重损失。正是因为有湘江战役的沉痛教训,也使全党全军改变错误路线的要求更为强烈,这就为通道转兵、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有利基础。


  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中央红军为什么能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取得渡江的胜利?有以下几方面重要因素:


  1. 当时实际而具体的作战指挥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朱德、周恩来等熟悉和了解情况的同志手中。


  1934年11月17日,以军委主席、副主席名义发布的命令,就是由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签署的。11月21日,发给各部队的关于向全州、兴安西北进军的命令,署名为朱德。11月25日,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发出“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的作战命令后,朱德也于当天17时给各军团领导人发出关于向全州、兴安西北地域进军的命令。随后,12月1日,发给各部队的关于渡过湘江进到西延(即广西资源县)地域的部署命令,也是朱德签署的。湘江战役期间的这些正确的作战部署,为实现湘江战役的战略目标,提供了重要保证。


  2. 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了红军队伍的战斗力。


  1934年12月1日3时半,由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发给各部队的急电中指出,因战斗关系到今后的前途,“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作战的意义”。明确提出当天的作战口号:“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作战的基本口号。”


  李天佑在回忆湘江战役时指出:我们是红军,是打不散、攻不垮的。我们的战士在“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圩”这个铁的意志下团结得更紧。指挥员伤亡了有人自动代理,带伤坚持战斗的同志越来越多。我们以拼死的战斗,坚持着更险恶的局面,阵地仍然是我们的。敌人被拦在这几平方公里的山头面前,不能前进!红军指战员铁的意志的培养和铸造,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实现的。这也正是红军的政治优势。指战员们知道他们是为天下的穷苦百姓而战。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和人民的幸福,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遵义会议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曾指出:湘江封锁线的突破,全靠了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当时一旦发生溃散,就可能招致全军覆没。但是,红军宁可整个连队牺牲决不溃散。后终于在广西敌军的背后打开了一个口子,冲了过去。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用正确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


  3. 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讲到中央红军的长征时,指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当时红军中党员占有相当比例。以红一军团为例,据1933年9月周恩来作战笔记记载,全军团24656人,党、团员占部队总人数的53%。


  红军长征前的1934年8月,统计红一军团人数为19813人。其中仍有相当比例的党员。这些党员干部在湘江战役中身先士卒,据不完全统计,仅牺牲的营以上干部就有10多人。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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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良慧,河南济源人,1907 年生,时任第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参谋长。


  黄冕昌,广西凤山人,1901 年生,时任第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团团长。


  沈述清,湖南益阳人,生年不详,时任第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团长。


  杜中美,陕西兴平人,1899 年生,时任第三军团第四师参谋长。


  胡震(胡濬),湖南宁乡人,1901 年生,时任第三军团第五师参谋长。


  易荡平,湖南浏阳人,生年不详,时任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政治委员。


  彭文光,籍贯和生年不详,时任一军团第二师管理科科长。


  程翠霖,湖北阳新县人,1907 年生,时任第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政治委员。


  蔡中,湖南攸县人,生年不详,时任第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政治部主任。


  周子安,湖南宝庆人,1908 年生,时任第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一〇二团团长。


  陈树湘,湖南长沙人,1905 年,时任第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


  侯德奎,籍贯、生年不详,时任红三十四师一〇〇团第二营营长。


  胡文轩,籍贯、生年不详,时任红三十四师一〇〇团第三营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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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满怀青春热血,在危急关头冲锋陷阵,壮烈献身,有的牺牲时才26岁。更多的是没有留下姓名的红军烈士。红十五团政委罗元发回忆说:“战斗进行到第三天,部队伤亡更大了。”“全团干部战士伤亡过半 ?有的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战士们仍坚守着阵地。营长负伤连长主动代理,连长伤亡排长代理,阵地却一直坚如磐石,矗立在敌人面前。”


  4. 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拥护和支持。


  在湘江战役中,红军得到人民群众很多的帮助。湘江战役中,红三十四师一〇〇团团长韩伟和第三营政委胡文轩在突围中被敌人打散。两人遍体鳞伤,又饥又渴。突围后,他们遇到了广西兴安县漠川乡王家自然村的郎中王本森。王本森把他们带到山上岩洞里隐藏起来,留下干粮供他们充饥。晚上王本森带着儿子上山,要把韩伟和胡文轩接回家。但韩伟和胡文轩却不愿让王本森被反动民团发现受连累,所以只要求给换两套衣服好化装逃走。王本森见韩伟、胡文轩身体虚弱,坚持要把他们接回家疗养。王本森把他们藏在家中的红薯地窖中,采来草药为他们治疗伤口,还东借西凑粮食给他们吃。直到韩伟、胡文轩养好伤,王本森给他们准备了干粮并亲自送他们上路。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红军。红军正是因为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才得以发展壮大。


  湘江战役体现出的红军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永远铭记他们的无私奉献和英勇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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